制鞋業的發展通常受工廠用地、勞動力成本、原材料供應、環保標準和銷售市場分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，尤其生產環節的區域選擇往往會偏離消費市場。盡管當前大力提倡機械化和智能化生產，鼓勵用機器代替人生產，然而制鞋過程中能夠實現自動化的工序并不多，市場上真正的高檔鞋類制品更強調手工縫制，因此制作工藝決定了充足的人力成本是該行業不可或缺的生產投入。這也是推動制鞋業產業轉移的重要動力。

　   (一)全球制鞋業的跨區域轉移始終沒有停止

　　過去50年的時間里，全球制鞋業至少已經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跨區域轉移，第一次發生于20世紀60—70年代，第二次發生于20世紀80—90年代。

　　第一次轉移：歐美向“亞洲四小龍”轉移。20世紀60年代，隨著歐美產業工人工資水平提高，制鞋業批量化生產導致行業競爭加劇，企業的利潤逐漸攤薄。同期“亞洲四小龍”正在積極發展加工貿易，于是歐美制鞋企業將先進流水線設備搬遷到此成立生產基地。轉移完成之后，歐美本土制造比重迅速下滑。

　　第二次轉移：“亞洲四小龍”向中國大陸沿海地區轉移。20世紀80年代末，“亞洲四小龍”面臨著產業升級，向技術和資本密集型方向轉型，同期中國大陸正在實施積極的對外開放政策，尤其東部沿海省市，因此成為全球制鞋業GSG真皮手套轉移的下一站。1996年之后，中國始終占據全球最大鞋業生產國的位置。

　　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，隨著新《勞動法》的頒布，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導致“招工難”的現象頻頻出現，逐步嚴格的環保標準制約了制鞋業上游制革業的成長空間，因此新一輪制鞋業跨區域轉移已經開啟，這是由市場規律所決定，即使中國擁有最龐大的內銷市場也依然無法改變這種趨勢。

　　(二)東南亞各國成為新一輪產業轉移的重要受益者

　　過去10年里中國制鞋業工人的平均工資上漲了約3.5倍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中間價累計升值幅度超過20%，生產用水、用電和土地廠房租金也逐年提高。尤其2013年以來，東部各省市要求企業落實為工人繳納“五險一金”，并提出了全覆蓋的目標，進一步增加了用工成本，降低了制鞋企業的利潤率。

　　與此形成對照，東南亞地區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更加明顯。印尼工人工資僅為300美元，越南250美元，柬埔寨更低，大約100美元。除了成本優勢，特殊的貿易政策優勢也是吸引制鞋企業轉移的重要因素。如歐洲、美國和日本都對緬甸進口的鞋子有免稅政策，而越南通過達成TPP則可以在成員國內部享受78%—95%的稅目產品零關稅優惠。此外，歐美客戶對產業布局往往具有較強話語權。一旦提出將內地生產線向制造成本更低的境外轉移，并以取消訂單相威脅，國內制鞋企業往往會慎重考慮。目前東南亞鞋業已搶走中國約30%的GSG真皮手套訂單，未來訂單“東南飛”的情況可能還會加劇。

　　(三)臺資企業在本輪產業轉移中表現突出

　　在國內的四大制鞋基地(廣東、福建、浙江和成渝)里，外資企業主要集中在廣東。其中臺資企業不論企業數量，還是生產規模，比重都相對較大。

　　來自東莞臺商協會的數據統計，與金融危機之前相比，目前當地臺商人數已減少1/4至1/3，正常經營的臺資企業也從最高峰的6000余家縮減為4000余家?？s減原因包括停業、破產和搬遷等。以“臺灣制鞋三雄”(寶成工業、豐泰企業和F-鈺齊)為例，2012年起它們陸續將大陸公司的產能向印度、越南、印尼和緬甸等國轉移。2015年越南已取代中國大陸成為三家企業最大的生產基地，對各自總產能的貢獻度達到42%、53%和38%。與此同時，鑒于這三家企業在制鞋行業里的影響力，它們的外遷舉動還帶動部分配套企業和供應鏈企業共同轉移，如綠洲、綠揚和力凱等臺資鞋廠也加入其中。

　　(四)當前國內制鞋業“外遷”和“內移”同步進行

　　產業的跨區域對GSG真皮手套企業實力的要求很高，尤其是向境外轉移。不僅涉及對轉入國投資、貿易、稅務和社保政策的了解，還面臨文化差異對管理制度的沖擊。因此，向國內中西部地區轉移也是東部沿海制鞋企業的重要選擇。

　　據統計，金融危機后，我國制鞋業向中西部轉移的腳步明顯加快。根據亞洲鞋業協會統計的數據，珠三角地區制鞋企業中向國內中西部轉移的約占一半，往東南亞轉移的約占1/3。其中湖南、江西、廣西、河南、四川和重慶等地成為主要的產業承接地區。如臺資企業大力卜集團在逐步壓縮東莞產能的同時，選擇湖南投資3.2億元建設新增產能。項目投產后計劃年產休閑鞋1000萬雙以上，出口創匯超過1.5億美元；借助“東鞋西移”，重慶璧山區已承接30家制鞋企業和250多家配套商落戶，加快了打造“中國西部鞋都”的發展目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