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幕降臨，溫州主城區能看到很多燈光疏落、入住率不足的小區，溫州人巨大的財富就沉淀在這些沒有生機的建筑物上。過去兩年，房價普遍下跌了30％，部分腰斬，而下降的趨勢至今沒有扭轉。此外，制造業也元氣大傷。只要到溫州樂清黃華港看看那些成片廢棄的船廠，到永強看到那些停工或者半停工狀態的皮革廠、制鞋廠、鋼管廠，你就明白，欣欣向榮只是這里的往事。

　　更要命的是，商業也凋零。最繁華的主干道溫州車站大道，曾經搶手的商鋪現在供過于求，租金下降了1/3；在永強最繁華的羅東大街上，每10家店鋪大約有3家關門或者轉讓，附近的幾條小街上，關門的酒行、餐館也隨處可見。由于工廠開工不足，連溫州最大的公司正泰集團也裁員20％，大批外來人員返鄉。曾經熙熙人流、大排檔滿街的景象已不再重現。

　　很多人對此驚愕，溫州作為中國最具活力的商業之城，為何在金融改革試驗實施一年后，企業的生存狀況沒有好轉，反而在泥潭中越陷越深了呢？是誰抽掉了溫州實業的血液？

　　都是房地產業惹的禍

　　2010年前后，溫州的房價如脫疆的野馬般一路狂飆，部分地區的房價已經接近10萬元/平方米。很多溫州企業主覺得從事制造業實在太辛苦。資料顯示，企業利潤率普遍只有5%到10%，遠不如投資房地產業來錢快，于是紛紛將資金從實業中抽出，轉投房地產業。筆者認為，溫州的企業主們此舉不僅把自己高位套在房地產業之上，而且還坐失了溫州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良好契機。

　　自2011年9月，“眼鏡大王”胡福林跑路，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大白天下后，溫州社會開始出現信任危機。企業主們在面對債務不堪重負之后，紛紛拋售房產，意在快速回籠資金是首選。但一旦集中拋售出現，價格又會下跌。2011年秋季，溫州房價開始暴跌。最具標志性的綠城廣場，從9.5萬元/平方米跌回到了開盤價4.5萬元。機場大道上的富人區香緹半島、中梁府等項目從每平方米六七萬元跌到了3萬元左右。除了這些明星樓盤外，普通的樓盤價格也下跌了30％左右。

　　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，在剛需的支撐下，溫州的樓市似乎是穩住了。很多人認為是觸底了，但是現在感覺又要往下走。因為所有的人都想盡快拋售房產，以便回籠資金，以量換價肯定在所難免。與此同時，房子的供應還在增加。據一位接近溫州市法院的人士透露，2013年7月，溫州法院進入司法處置程序的房產已經有1.8萬套，按每套平均100平米算就是180萬平米，這已經是溫州2到3年的新房供應量。這些注定要低價處置的房產，對溫州的房價會產生可怕的影響。而房價一旦下跌，就意味著銀行抵押貸款的額度會下降。每次房價下跌對那些資金鏈緊張的企業來說都是一場劫難。

　　溫州房價暴跌之所以給當地經濟帶來重創，原因就是當時的政府部門太過重于發展房地產業，于是房地產業產生了暴利，而企業主們發現房地產業賺錢快，大家紛紛涌向地產業，最后當溫州房價崩盤時，溫州的制造業更加衰敗凋蔽，再已經無法支撐起溫州經濟了。溫州房價崩潰給我們啟示是，依賴房地產業是條不歸路，其他地方的政府必須引以為鑒，快速擺脫對房地產業的過度依賴，加快發展實體經濟，加快產業結構轉型的步伐。

　　都是高利貸和互保惹的禍

　　高利貸是溫州經濟的蛀蟲。2010年5月，溫州的民間借貸利率高達6分（年利率72％）時，就引起有關專家們的警覺，因為6分利是崩盤的前兆。3年前溫州的高利貸利息這么高，誰還愿意為實體經濟5%-10%的利潤而起早貪黑的工作呢？于是大家都把資金投向了高利貸行業。一些富裕的村莊把全村的錢都交給二三個人去放高利貸，現在這些財富化為烏有，幾乎回到了20年前。現在正在其它地方上演。2013年，現在貴陽、成都等地方民間借貸的利率也到了6分。高利貸越是暴利，溫州制造業越是衰弱。

　　此外，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，互保式擔保貸款在江浙一帶大行其道，企業在放大杠桿的同時，也將好企業和壞企業捆在了一起。復雜的互保鏈呈環狀結構，第一圈5個企業，第二圈10個，一圈一圈下來會有幾十家企業綁在一起，而其中的任何一個企業出問題，最終會讓所有的企業受到牽連。2012年12月，溫州莊吉集團自曝涉及幾十家企業、高達300多億的銀行擔保債務鏈條，這時人們才意識到擔保鏈已經把溫州拖向了另一個危機。至今，沒有人能說清到底有多少企業卷入互保鏈危機。而受到波及的也大多是資質相對良好的企業。

　　銀行抽貸加速中小企業的死亡

　　2008年金融危機，對于中國的企業來說，是一道分水嶺。政府4萬億相關刺激政策出臺之后，表面上看溫州的危機過去了，實際上卻是飲鴆止渴。

　　2009年，溫州地區的商業銀行貸款營銷成了風景線。過去都是企業找銀行貸款，這次，是銀行找上門、求著企業貸款。當時奉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，在現實中變成了極為寬松的貨幣政策，不需要貸款的企業或者根本沒有貸款資格的企業，都可以獲得貸款。銀行為了擴大放貸規模，企業之間互相擔保貸款方式開始盛行。

　　但是好景不長，隨著溫州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的上升，銀行開始惜貸、抽貸了。溫州金融辦的數據顯示，2011年溫州GDP和貸款余額的比為1:1.9，遠遠大于正常的1:1.3。2011年，溫州銀行的不良率只有0.37％，全國最低；2012年6月就到了2.69％，全國最高；2013年3月更是攀升到4.01％，這還不包括銀行業展期的貸款。

　　于是銀行要么變相提高企業的融資成本，企業若想在銀行貸款2000萬，常常需要1000萬的存款放在銀行，美其名曰存款抵押，實際上也是變相幫銀行拉存款。要么抽貸，就是銀行騙企業主先還錢，本來承諾要再貸的，后來還了就不貸了。這就直接造成2011年民間借貸崩盤。毫不夸張的講，銀行的猛烈抽貸加速了危機的爆發，廣大中小企業的死亡。

　　很多專家和民眾在發問，是誰抽掉了溫州實體經濟的血液，加速了中小企業的倒閉和衰退？銀行在危機發生時，猛烈的抽貸是引發危機的導火索，銀行方面應該為此反思。地方政府也難辭其咎，這些年來漠視高房價和房利貸野蠻生長，白白坐失了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良好契機，造成了實體經濟空心化的惡果。而對于當地企業主來說，盲目投資風險較大的虛擬經濟本身風險就大，再進行相互擔保，更是把一大批人逼上絕路。互保方式在經濟增長時可以相互取暖，但在經濟形勢趨惡的情況下卻像傳染病一樣蔓延，甚是可怕。一斑覽全豹，從溫州危機的興衰之路中，我們看到了中國經濟未來的命運。